浙学中的廉政思想：“持家以俭”的生活观

　　历史上凡有所建树的政治家，皆是“忠孝廉节”的典范。《孝经》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这也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所在。王阳明十三岁时，母亲病故，由祖父母代为养育；王阳明恪尽孝道，撰文专论“孝道”：“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对家人养育之恩终身不忘，忠君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厥成有“真三不朽”之誉的一代圣贤。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生活美德。而“俭以助廉”、“俭以养廉”更是传统儒家士大夫奉行的一条重要官箴。“细族孤门”出身的王充，“性恬淡，不贪富贵”，以“居贫苦而志不倦”自勉，贫无供养、专意著述，在困境中完成《养性》《讥俗》《政务》《论衡》诸书的写作。刘基虽被誉为“大明第一谋臣”，其死后的墓地仅为一抔黄土，简朴淡雅，昭示了自己“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一生。因仰慕刘基的道德人格，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作遗嘱式的《终别》文，表达了自己死后葬于刘基墓侧的愿望：“故诚意伯刘公(基)，……中国之元勋也，平生慕之久矣。……人寿几何，墓木将拱，欲速营葬也，与刘公冢墓相连。”

　　于谦在“土木之变”后总督军务，身居显位，依旧自奉俭约，所居仅能避风雨。明景帝特赐第于西华门，于谦固辞，曰：“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不允，乃取所赐玺书、袍、锭之属，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仍居旧宅。因性格耿直，于谦屡遭怨谤，有朝臣弹劾他权势过重、恃权蒙蔽；太监兴安实在看不下去，就为之鸣冤：“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一子一女且不顾。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一个来换于某。”众大臣也心知肚明，皆默然无言。当于谦被诬以“意欲”谋逆罪而论斩，家被抄没，毫无余财，仅有书籍；独正室上一锁，启视，乃景帝所赐之玺书，别无他物。其高风亮节，令人敬仰。清乾隆帝南巡杭州，特凭吊于谦墓、祠，特书“丹心抗节”表彰之。

　　“克俭于家”也是一代儒臣刘宗周的生活习惯。《刘宗周年谱》中，有不少关于他勤俭持家的逸事。由于家境贫寒，刘宗周六岁时，冬无棉絮，只能借穿舅父的成人棉袄来御寒，穿在身上，犹如农夫的蓑衣，刘宗周不以为然，每岁以之御寒，直到十六岁才舍去。刘宗周任顺天府尹时，士民呼曰“刘顺天”；辞职离任，行李萧然，就连中官守门者都环顾相叹，曰“真清官也”；赶来为他送行者达千余人，送至十余里，仍不肯离去。还有，在南明弘光朝，刘宗周“在南京(供职)一月，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菜腐一二十文，长安谣曰：‘刘豆腐。’出入都门，行李一肩，南京人又谣曰：‘刘一担’”。故而后世学人，一说起刘宗周，就会想到“刘一担”、“刘豆腐”的绰号以及他的清廉与自律。黄宗羲作为刘宗周的门人，也是清贫乐道的典范，其《山居杂咏》诗有云：“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由此可见，甘于清贫也是守住廉节、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

　　此外，良好的家风、家训、家规也有助于“廉、仁、公、勤”官德的培育与养成。例如浦江郑义门的家规祖训《郑氏规范》，使得郑义门廉洁奉公、勤俭持家的优良家风绵延传承九百余年，代代出清官、朝朝皆良民，厥成“江南第一家”。平湖学者陆陇其传承《陆氏家训》，为人光明磊落，做官清正廉明，“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在清康熙朝而有“天下第一清廉”之誉。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