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艺术的历史地位

　　璀璨多姿的宋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其中，绘画与陶瓷因其成就而尤具突出地位，引人注目。颇具诗意的抒情风格，则是具有宋代特征的普遍性时代风尚。

　　(一)中国绘画写实主义的高峰

　　长达300多年的宋朝，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并在过去的基础上，写实技法更臻精妙，宋代对自然真实的探索热情已然达到高潮。这与当时宋代的文化环境不无关系。宋代新儒学重塑了国家的伦理纲领，恢复入世精神，开始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探究世间万物的最佳方式，要求用儒家经典中所学到的准则、理念去自然中感受到底如何当君子，去比德，比对自然，进而对北宋绘画产生深刻影响。

　　此外，宋代建立的皇家画院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宋建国之初便在宫廷中设立翰林图画院，先后集中社会上的名手及西蜀、南唐两地的画院画家，使得其时的画院成为规模最大的绘画创作和人才培养中心。同时，宋朝历代皇帝多不同程度地爱好书画，重视画院建设，尤以宋徽宗最为突出，宋徽宗在位时期(1100—1126)成为古代宫廷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如18岁的画院学生王希孟作《千里江山图》长卷，就直接得到徽宗的赏识和指点。青绿设色描绘山水的技法历史悠久，又因其色彩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被宋代画院广泛采用。《千里江山图》正是运用青绿山水鲜明典雅的特点，描绘了锦绣江山的壮美辽阔，同时画面中还十分细致地刻画了村舍、驿站、耕耘等生活场景。与这一特点相应的是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作为风俗画的代表作，描绘了北宋开封府的生活景象，展现了当时城市的方方面面，更是北宋画对事物细致记录这一趋势的绝佳代表。

　　水墨山水的表现语汇始于唐五代，到北宋走向成熟。此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所引领的北方山水与南方山水风格，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继承。尤其以荆关范(宽)李(成)为代表的北方山水在北宋达到顶峰。李成主要表现山东丘陵和平原地区的自然风貌，重在抒情，而范宽主要表现陕西关中地区的景色，重在抓取山川之势。因此北宋山水画常常表现大山大水，画面雄伟壮丽和细腻华丽兼备。范宽《溪山行旅图》的构图便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巨大的山体直接占据画面的核心部位，宛如纪念碑一般矗立画中，而周围较低的山崖瀑布和前景微小的旅人排布得错落有致，艺术感染力极强。稍晚的郭熙，就曾提出画家应该以大山为主，众山为次，强调画面中的秩序感，这表明“大山堂堂”的构图此时已经成为主流。

　　两宋花鸟画以工笔为主，同样主张观物精微，强调写生，描写真实，精密不苟。有“写生赵昌”、宋徽宗“孔雀升墩”“日中牡丹”、易元吉入深山观猿猴、曾云巢卧地观草虫等故事流传。《双喜图》《五色鹦鹉图》《出水芙蓉图》《果熟来禽图》等传世之作，俱为精品。

　　(二)陶瓷艺术的巅峰

　　宋代工艺美术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结合实用的生活用品，如金银器、漆器、染织、牙角竹木工艺、文房用品等，一是专供欣赏的工艺品，如玉石、玻璃工艺等。还出现了直接表现绘画的刺绣、缂丝工艺等，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如文房用品方面，澄心堂纸、李廷珪墨等皆为古代首选，其总体特征是古朴清雅，造型朴素大方，装饰简单雅致，符合宋代文艺以平淡为高的整体美学倾向，而陶瓷则是两宋工艺美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宋瓷器型丰富多样，造型优美典雅，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珍珠地、绞胎、开片、剪纸、木叶贴花、釉下彩等，而煤的普遍运用助力了陶瓷业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瓷器巅峰时刻的到来。

　　宋代发达的陶瓷生产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工艺技术快速发展，釉料、器型以及窑炉形制不断升级，众多窑口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争奇斗艳。其中定窑瓷器属于白瓷系，其原料精良，烧成瓷器白而润，器型十分精美，甚至有如雕塑般的孩儿枕出现，衣服衣褶和孩童神态的处理极其精妙，因此也常常会有许多定窑瓷器进贡御前。而宋皇室的御窑则先后有汝窑、钧窑和官窑。汝窑胎质细腻，釉料清润，釉色主要呈天青色，并且全身没有多余装饰，含蓄高雅。另外，汝窑瓷器还常常会伴有因釉层较厚而产生的“开片”，即一些细碎的裂纹，这是对此类本应视作缺陷元素的审美再发现。“将碎未碎”是宋代陶瓷审美中十分值得玩味的特色，并且在后续官窑的烧制过程也在不断进行仿造，形成风尚。钧窑则在这五大窑口中凭借其特有的“窑变”而最具辨识度，同时“窑变”带来的釉色变化因其极大的随机性，也为它增添了观赏意趣。

　　而曾经影响极大的浙江越窑系统尽管在当时仍然保持着生产，但其地位已经逐渐被崛起的龙泉窑系所取代，这一系统在南宋时期产生了哥窑。因此考古学界现在常常会用“六大窑系”来对宋代各个窑口进行更严谨的划分，分别为：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市场上对瓷器的需求激增，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龙泉瓷器不断吸收新技术与新风格，生产出薄胎厚釉的瓷器，并以此为基础，成功烧制了粉青、梅子青瓷器，成为龙泉窑青瓷的代表性产品。

　　(三)诗意抒情风格的崛起

　　宋代因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传统军事贵族逐渐没落，形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文人地位达到巅峰，乃至民谚中有“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说法。这一现象对宋代绘画风格的转变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由北宋的“巨嶂式山水”转变为南宋时期的“半边一角”式山水画，常被影射为政治上的失利，称之为“残山剩水”。但我们不能因外族入侵、王朝兴衰，而忽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画院，文人作为当时官场的主流，他们所倡导的趣味便已经为绘画风格的转向奠定了基调。随着新皇登基，郭熙一派的画风受到冷落，徽宗在画院考试中常常以诗句为考题来考核文化素养。甚至徽宗本身也有众多含蓄典雅的作品，如《瑞鹤图》仅仅通过殿宇屋檐的一角便传达出恢宏的皇家气象，《芙蓉锦鸡图》更用瘦金体直接题诗于画上，这都证明了包括花鸟、竹石在内的各类宫廷画种开始向着新方向发生转变。而定都杭州，地域环境的改变更加速了这一风格的转变。

　　最能体现这一转变的直接例证便是李唐(1066—1150)。李唐原为北宋徽宗画院画家，靖康之变后逃奔江南，是北宋风格转向南宋风格过程中的重要画家，为南宋山水的语汇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万壑松风图》尽管从构图上是一幅标准的北宋全景山水，但不妨将此画称为“巨嶂式山水的挽歌”，画面中将范宽《溪山行旅图》般的构图进行了缩微，前景的苍松已经动摇了中景堂堂大山的主峰地位。放大的前景与虚化的背景，这是在成熟的南宋山水画中经常看到的手法。而其后的刘松年(约1131—1218)、马远(1140—1225)、夏圭(生卒年不详)则将这种诗意抒情发挥到了极致，其中马、夏二位更是以善画边角之景而为人所知，被人们称作“马一角”“夏半边”，高度凝练的构图突出了感情色彩，增强了意境。并且南宋山水画所蕴含的浓厚诗意，成为一种更富有赏玩意味的艺术形式，如夏圭的《山水十二段》，仅存的四幅，构图巧妙，笔法凝练，水墨之间融洽自如，描绘出一系列富有诗意的景色。

　　如果我们放眼于其他艺术形式，会发现书法艺术已经先于绘画产生了这一变化。书法在经历了唐代严格的法度规范后，宋人便不再执意于此，而是将兴趣转为意趣至上并直接进行了实践，其中尤以被后人称为宋四家的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米芾(1051—1107)、蔡襄(1012—1067)为代表。苏轼作为文坛核心人物，其《黄州寒食诗帖》字距随性，因情而变，潇洒飘逸之间体现出书写者的“意气”，讲究自然抒发的真性情，形成“尚意书风”，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美誉。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野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