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现代化理论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理论。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指出：“若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那么就不能说研究现代化的理论是在60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的，可以说起源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从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经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观，到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都是帕森斯所说的‘西北欧’(英国和法国)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理论’——只是当时没有这种提法而已。”亨廷顿则将“思想史中的现代化理论”追溯至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如：梅因将“身份”与“契约”视为两极，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视为两端，以及韦伯的权力之传统起源与理性起源的理论，等。

　　在社会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早期现代化理论中，马克思的学说无疑占有十分独特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资产阶级时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政治经济学阐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而且，马克思作为现代文明的批判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以及人类超越现代化的未来社会主义趋势。马克思关于东方现代化的理论，则是对21世纪中国现代化极富启示性的珍贵思想遗产。

一、资产阶级时代与现代化

　　“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而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的革命性社会变迁。19世纪的欧洲，处于由资产阶级推动的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19世纪归为“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即工业时代，或工业社会。与中世纪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相对照，这一“资产阶级时代”属于一个新社会，即“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

　　马克思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根源于市民社会，由城市、市民和私人财产权所构成的市民社会，是工业化兴起的社会条件。马克思强调：“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中世纪，随着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从各个城市的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产生出市民阶级。私人财产权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一种脱离常规的例外。在这里不能不指出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就是这些特权都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由城市、市民和私人财产权组成的市民社会，是工业化兴起的历史前提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宏阔历史视野和政治经济学的深邃学理，从生产力革命着眼，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亦即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社会特征。

　　1.工业化。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2.商业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它无情地斩断了束缚人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别无联系。它以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淹没了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神圣的情感。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无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3.革命性。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并使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一切时代之处。

　　4.全球化。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关乎一切文明民族生存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交往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亦成了公共的财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5.文明化。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为了生存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6.城市化。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大增，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同时，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7.民族国家。资产阶级日益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从而使各自独立而具有不同的利益、法律、政府、关税的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

　　8.生产力变革。资产阶级时代在一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法术般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显示了以往难以想象的社会潜在的巨大生产力。

　　9.民主化。资产阶级的现代发展伴随着其政治上的成就，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权，现代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唯物史观的视野，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新社会特征，工业化、商业社会、革命性、全球化、生产力变革、文明化、城市化、民族国家、民主化，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诚如什洛莫·阿维内里所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作了经典性的描述，强调人类活动的普遍化与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视为“新社会”的胜利。他强调，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的深刻之处，还在其着眼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共产主义人文主义视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伦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一道发展起来。”前工业时代“人的依赖关系”、现代社会“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时代“自由个性”，标志着人类超越人和物的依赖性而走向“自由”的解放过程。马克思的第二形态“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从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维度，揭示了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现代化正是第一阶段“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衰落而第二阶段之“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发展的过程。但表征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人的解放的“人的独立性”，是以商业时代之“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而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则是人类克服“物的依赖性”而实现人的解放的伟大目标。

二、现代之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时代“现代社会”的理论，不仅以唯物史观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资本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划时代的历史进步性，而且以历史辩证法的批判视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经历经济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的周期性循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而引起的。《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以及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创造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不能再对付它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历史。在周期性的而且愈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中，大量产品和生产力被毁灭，发生了一种荒唐的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转瞬间回复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大饥荒和大战争，完全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商业全被毁灭了。而产生危机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资本主义使工业时代的社会阶级简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由于独占生产资料，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占有生产成果，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资本积累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种阶级压迫所导致的难以调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对于资产阶级时代的代议制民主，马克思在肯认其否定中世纪君主制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指出了其“人民主权”掩盖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他强调，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代议制民主虽然是古代君主制的否定形式，但其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没有使广大人民分享“民主”政治之“人民的统治”，而且它也并没有超越旧政治的阶级统治的属性，而真正成为自由的共同体。

　　人的自由与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之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他评判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人虽然摆脱了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获得了“人的独立性”，但人仍然未能摆脱对资本、市场、商品的“物的依赖性”而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和人的维度，全面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困境，并且揭示了社会主义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历史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展望了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远景。“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的深刻之处，在其不仅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之“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弊病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批判，并且预言了未来社会主义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既是发展理论，又是批判理论。这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维度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远景，是以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为典范而注重实证研究的现代化理论所缺乏的。

三、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化：迈向工业文明的社会革命

　　现代化是一个发轫于西欧的工业文明扩展及世界的全球转型过程。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是世界历史的趋势。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它孕育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由于亚洲社会长期处于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欧洲式的市民社会，也就缺乏现代文明产生的历史条件。因而，亚洲的现代文明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所引发的。亚洲现代化的初始伴随着一个欧洲化的过程，这也是一切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外源性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有如下经典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构成了欧洲社会经济形态递嬗的辩证的历史阶段，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则独具一格，它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社会与历史概念，马克思也并没有阐述它可能向其他阶段转化的趋势。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留下理论之谜的概念，显示了亚洲社会经济形态的独特性。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不存在土地私有制；(2)国家为土地的最终占有者，而土地为村民公有的村社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3)地租与赋税同一；(4)农业和制造业被纳入一种乡村自足经济的封闭体系；(5)中央集权国家承担各项公共工程的建设，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6)这种高度整合的自给自足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相结合的体制，是东方社会停滞不前和缺少变化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社会是停滞的、不变的、非辩证发展的、特殊的，不具有欧洲那样的孕育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和城市运动，从而缺乏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

　　而古老东方的社会的封闭停滞状态，被欧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破了。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文明论，以现代欧洲与非洲、大洋洲原始社会为“文明”与“野蛮”两极，以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古国为“半开化”社会。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时代，随着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张，落后的非西方民族处于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之下，而被卷入工业化时代。《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正象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对古老的中国和印度在现代世界的历史命运给予高度关注，这两大亚洲文明古国正在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而趋于衰落。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作为欧洲通讯记者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和印度问题的文章，探讨了中印及亚洲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

　　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商品的竞争之下遭受了重创，社会生活亦受到了相当大的破坏。“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揭示了鸦片战争之“文明”与“野蛮”的历史悖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而恩格斯则预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和“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指出，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是那个依赖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出产的布匹的价格之所以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的手工织布更便宜，谜底就是这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与中央集权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的体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并没有超越改朝换代的历史节律而具有革命性。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则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加速了帝国的衰亡和小农经济的解体，中国由此进入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转型进程。

　　关于印度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认为，印度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停滞状态，甚至“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通常所说印度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征服者在这无抵抗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帝国的历史。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而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而英国的蒸汽和科学在印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观点，揭示了英国的殖民侵略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的后果。“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马克思看来，中国和印度的小农经济与农村公社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不具有西欧式的由市民社会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以及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亚洲社会落后的原因是“封闭而停滞”，其出路在融入文明世界中“开放而发展”。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扩张的现代世界，亚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由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而催化的。西方殖民者在贪婪地掠取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利益时，亦造成了一场摧毁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和扩张工业文明的社会革命，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辩证观点，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侵略与文明传播的历史悖论，并且指出了中国和印度由封闭而开放的“外源性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路径。

四、俄国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

　　俄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政治落后的东方农业专制帝国。19世纪后期，俄国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方兴未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1882年)序言中指出，《宣言》出版后的30多年，俄国已经从“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变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先头部队”。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俄国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而成为欧洲唯一的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政党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19世纪后期，俄国革命者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有西欧派和民粹派的歧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主张，俄国由于其农村公社的历史特殊性，可以不步趋西欧资本主义的进程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晚年十分关注俄国问题，对俄国这一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的新的观点。

　　1877年，马克思致信《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回答了“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研究的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马克思指出，假如俄国想要如其致力的那样而因循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必须先把大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就会和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并不同意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任何国家都适用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马克思不赞同西欧派不顾俄国历史特性、误解《资本论》而主张俄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马克思的回答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恳请他就《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引起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资本主义是否在所有国家都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争论，发表自己的观点。显然，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题仍然困扰着俄国革命者。晚年多病的马克思对查苏利奇来信中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极为重视，先后拟了四稿，才于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复信。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也不包括反对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而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回复查苏利奇的信的三份草稿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问题的看法，提出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即越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而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马克思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至今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是像东印度那样的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而俄国农民已经在未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当然，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在此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设想”。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在三份复信草稿中反复阐述的命题，第三稿表述为“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资本主义对于俄国社会来说，步入其“卡夫丁峡谷”意味着自杀，吸取其肯定性成果则是新生。

　　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采取“跨越卡夫丁峡谷”和“吸取肯定性成果”的辩证方针。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炼狱般的灾难和危机。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即《共产党宣言》所肯认的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文明，包括大工业、世界市场、科学技术、世界文学和民主制度等等，亦即“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即“现代化的成就”“现代文明的成果”。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的东方道路理论，提出了俄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和“吸取资本主义肯定的成就——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东方现代化道路。在马克思的“俄国设想”中，“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远景相融合，二者的关联由经典共产主义理论的历时性的“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到社会主义”，变为俄国道路的共时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俄国，社会主义不仅是理想社会的未来远景，而且是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途径。这样，就为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展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式的古典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的“俄国设想”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和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开创了东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五、马克思东方现代化构想的当代意义

　　以20世纪的现代化理论的视域，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学说显示了其深刻而独特的理论意义。《共产党宣言》以唯物史观的恢宏视野和政治经济学的深邃学理，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一系列新社会的特征：工业化、商业社会、革命性、全球化、生产力变革、文明化、城市化、民族国家、民主化，这些也正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身处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鼎盛期，他对现代社会独辟蹊径地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从生产力革命着眼，将“工业化”归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之源，进而全面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征。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深刻的理论综合，启蒙时代思想家自然不可能这样清晰地预见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巨变，19世纪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动力学阐述了“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但他们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对“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概括。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经典理论概括，即使以现代化理论的观点来看，仍然是深刻、全面而富有启示性的。

　　现代化理论承袭了孔德、斯宾塞的实证社会学传统，旨在研究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特征、结构、功能以及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路径。这种实证性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化的典范，但缺乏对现代文明之矛盾、冲突及弊病的批判维度。而卢梭和尼采等浪漫派的批判理论，则具有反现代、反文明的“希腊乡愁”式的激进保守的价值取向。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历史辩证法超越实证主义社会学和浪漫主义哲学，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观点，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采取批判继承的“扬弃”方针。既肯定资产阶级时代超越中世纪旧制度的“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进而预言了社会主义代资本主义而兴的人类未来新文明远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批判理论兼备，是一种超越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以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视域，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全球转型趋势。并且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破坏了中国和印度的小农经济和农村公社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封闭而坚韧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亚洲式自给自足经济结构，是古老的中国和印度长期停滞于农业社会的基本原因。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打破了亚洲社会闭关自守的状态，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摧毁旧制度而催化社会转型的革命，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关于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是后者未来景象的观点，揭示了亚洲社会的现代化之由工业西方裹挟入现代世界的“外源性现代化”的特点，以及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和融入文明世界对于亚洲社会发展的关键意义。

　　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俄国发展道路构想，根据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提出了一条俄国的“后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它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西欧式发达社会主义模式。俄国的后发展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吸取西欧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肯定性成果，即实现俄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晚年的俄国设想之于现代化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概括了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第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经历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一系列革命；第二条路线是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德国与日本模式；第三条路线是共产主义道路，即俄国和中国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马克思晚年构想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正是共产主义的现代之路。

　　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深刻思想启示。在一个落后的前现代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完成现代化的历史课题，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普遍的、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基础，没有现代化，没有实现由农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义就缺乏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因而也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的时代主题，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沧桑巨变。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的现代文明世界。作为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在向“工业较发达的国家”迈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线。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经济市场化转轨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迎来了举世惊叹的经济腾飞，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奇迹是马克思东方现代化理论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晚年的东方道路构想，反复强调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俄国社会主义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成果，主张对资本主义采用“跨越”与“吸取”的辩证法。马克思的东方道路理论的深刻之处，在其始终坚持以“文明”的视野，思考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文明化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强调“野蛮的俄罗斯”向“文明的欧洲”学习，这与马克思吸取资本主义制度肯定性成果的思想一脉相承。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极“左”路线的历史教训，正是违背了马克思“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的成果”的思想，实践证明，这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极为有害的。

　　晚清以降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断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到20世纪80年代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新世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经历了从经济科技发展提升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文明进步。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追求，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继承了马克思东方现代化理论的思想遗产，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新型文明的伟大探索和实践。

　　作者：唐玉(浙江省社科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高力克(浙江大学)，原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